高晓松的父亲叫高立人，曾为清华大学教授，不是台湾那个同名同姓的高立人。

高晓松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其父母，外祖父母，舅舅等都为国家高级人才。

其母为原清华大学教授张克群，其外公为中国两院院士张维。

高晓松曾公开谈，从小到大自己就是一个极不合群的人，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家庭，小时候同学来我家玩，一到饭点时就特紧张，因为家里人不会留他们吃饭。他出生在文革高潮时期，他的父亲认为他的到来“不吉利”，对他的幼年心灵打击较大。所以这一生他们父子俩关系都没缓和，以至于高晓松在人前不谈及其父亲。

上个世纪父亲再婚后，我大约只在妹妹的婚礼，以及爷爷奶奶的葬礼上见过他。

二十多年说过的话大约没有二十句。他去世时我和妹妹都在国外。我俩第二天中午同时飞到北京，去医院领了父亲，根据他的遗愿直接拉到火葬场。我打电话给母亲，母亲说也替她鞠个躬，感谢那两粒开挂的精子。

火葬场里有一支装扮如姜文电影里荒诞民国范的军乐队，高矮胖瘦，荒腔走板，帽子上的兜鍪东倒西歪。我们听不下去，便和父亲的后妻一起出门找了一家卤煮吃午饭。约莫五十分钟光景，饭吃完了人也烧净了，我们也达成了遗产都留给后妻，骨灰我和妹妹带走的协议。我俩根据父亲的遗愿把骨灰分撒在清华与旧金山湾区。

父亲的姐妹们要求留一抔骨灰在上海建个墓地，因有悖遗愿妹妹开始不同意，我说反正都已成灰，落在哪里都是尘土，不如给姑姑们留个念想。于是姑姑们用一小撮骨灰给父亲建了墓，每年清明给我和妹妹发祭奠的照片。我俩一次也没去过。

最早我大学退学后，父亲要求我搬出去“不读书就不要赖在家里”，为此亲自下厨给我炒了两个告别菜，一个是响油鳝丝，另一个记不起了。席间父亲兴致勃勃，给我讲了两条人生小贴士，又说你离开最好就别回来了。见我爽快答应，他竟然极为罕见地哼起了印度尼西亚民歌《星星索》。

我彼时并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，于是搬去了外公家，以考研为名读书弹琴。我当时没想到日后妹妹会结婚，爷爷奶奶会走，以为那就是父子俩的最后一顿饭了。

那年在遥远异乡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，出乎意料地哭了一小会儿。也不知是可怜自己还是可怜他。

今天父亲节，希望他在那边终于可以享受到无人打扰的时光，一动不动坐在水边，钓他心爱的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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